我家的西边原来是一片很大的苗圃，一到夏天，各种树木的枝叶都纷纷从围墙里探出头来，以至于沿着墙根竟形成一道绿荫。最近那里每天车声隆隆，一看墙上挂着的公示牌，详细写明要开辟成一座公园，对旧有的树木以保护性为主，兼以移植更多的花草，还附上了落成后的平面图……看到这些，心里很是高兴，一来说明咱们市政府的任何规划和举措都越来越公开透明，二来周边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——近几年，北京在环境上的改观真的是太大了：蓝天碧水，已非罕见，鸟语花香，亦成寻常，也许在这个时候，回顾一下百年前老北京，会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，那时在很多中外学者的眼中，这座伟大而古老的城市乃是一座不折不扣的“问题之城”。
的垃圾处理方式落后
1886年3月17日晚6点，“在华建造铁路的金融和工业大财团”访华代表、德国人恩斯诺乘坐的骡车终于驶进了北京城的城门。除了高达40到50英尺的高大城墙、城门上耸立的九层瞭望塔和“威严地俯视着我们”的大炮之外，给他印象最深的，还有那股“鼻子无法容忍的恶臭”。
在恩斯诺看来，北京的城市规划是很有规律的，所有的主街一律南北或东西向延伸，其宽度可达200英尺，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城市比，算得上是气势恢宏。但这样好的城市，却缺乏管理，“大街上积了近英尺厚的黑色尘土和污垢”。这么厚的尘土和污垢是怎么来的呢？由于地沟缺乏疏通的缘故，当时在处理粪便、垃圾和生活废水方面有一个“既实用又方便的处理办法”，那就是将所有的秽物先汇总到各家各户为此准备的容器和坑里，每天在一定的时间用大桶收走，和其他污水一起，由职员用手动龙头或大铲子，撒到大街上，这种“纯天然黑色高污染”的垃圾处理方式带来的效果，是有一次恩斯诺“必须骑马通过这样喷洒过的大街”时，被熏得差点从马上摔下来。
这样做也有短暂的效果，“高温、泥土和狗很快会将粪便化尽，灰尘因潮湿也会略减一些”。但一旦下雨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街上会形成无数的水洼，厚厚的泥沼经常覆盖了大街上很长很宽的面积，因而几周都无法通行。“下了几天雨后，抬轿子的人会陷在齐膝深的街头泥沼里，坐轿人也需要下轿，蹚过黑色的液体和深深的泥沼，我发现除了那个廉价的喷洒方法之外，还有上千的苦力在大街上大便，于是更能够理解何以会有那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了。”恩斯诺如是说。
同样对老北京之臭留下恶感的还有著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，他在《燕山楚水》一书中说：“有的人家中不设溷圊（厕所），大街和胡同的角隅和胡同的矮墙根，盖为粪便的堆积场，故行于北京的街道上，空中总是弥漫着粪便的臭气，有一种北京城全城皆为一大溷圊的感觉。”这里，内藤湖南未免言过其实，因为老北京不要说富家大户都设有厕所，即便是大杂院里一般也是有女茅房的，而男人的方便确实比较“随意”。
应该说恩斯诺描述的“臭城”景象，恰好说明了导致老北京恶臭的根本原因：掏沟不及时，粪便洒一地和垃圾乱处理，而在著名北京文化学者方彪先生看来：“京城奇臭，当首推掏沟。”
1901年老北京积水成河的街道
清代“官沟”质量不佳
古代北京的污水处理系统，底子是元代打下的，现在西四新华书店旁边，还有元代南北主干大街的排水渠遗址。
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后，又进行过改造，修建了名为“大明沟”的下水总渠。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过大明沟的遗址，这条地下排水道沟壁砌巨砖，上面铺有桐油浸透的柏木方子，地面以一座座砖砌的渗井相通。居民把生活废水倒入渗水井之后，废水慢慢渗入暗沟，再由暗沟流进水关和河道里。这套污水处理系统一用就是几百年，暗沟中淤积了大量杂物，但由于暗沟长，又深埋地下的缘故，掏挖十分不便，加上之后的那些年里，京城一会儿被瓦剌军围了，一会儿又闹夺门之变，就没个稳当时候，也没人顾得上民生，就这么一天天拖了下来。
直到成化年间，明宪宗朱见深批准了相关的奏折：“京城水关去处，每座盖火铺一，设立通水器具……迂雨过，即令打捞疏通，其各厂大小沟渠、水塘、河槽，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马通行疏通。”从此京城每年一过春分，许许多多“掏夫”就刨土掀沟盖，掏挖深井中的淤泥，疏通地下暗沟。
清朝建立后，因为迷信风水的原因，将大明沟废弃不用，另行开辟了几条官沟，这些官沟的质量整体不如大明沟，导致排污问题越来越严峻。《清会典》上记载：“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，以疏浚滨，若旗民淤塞沟道，送刑部治罪。”可以看出其时已觉沟制之不良。瞿兑之《故都闻见录》有记：“康熙初年，曾大刨沟一次，内城照官工例，外城则令居民自行刨挖。”
之后，清廷设立了值年河道沟渠处，在每年二月河水解冻后，掏空官沟一次，以便水流通畅。通常的做法是将污泥挖出，并在沟旁挖一泥池储存，待泥干后仍填于沟内，是故名曰“晾沟”，也有借一“晾”字暗讽故意拖延工期之意。方彪先生在《九门红尘》一书中说：“管理大臣们为了多报工程费用，把工期拖得越长越好，规模摆得越大越好，可是北京市民却饱受其害了。官沟打开之后，污味袭人心肺，使得体弱者‘感邪中疫’、‘老病尤甚’。”若遇狭窄街道，车马拥塞，翻掘污泥，堆积地面，小之则污损衣物，甚则触秽致病，史书记载，来往的路人“多佩大黄、苍术以避之”。清末著名学者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中对晾沟恶政大加抨击，称之为“京中一害”、“奇臭难闻”、“闻之使人欲呕”……有一首竹枝词亦描述道：“污泥流到下洼头，积秽初通气上浮，逐臭当须掩鼻过，寻常三月便开沟。”
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期，曾经将挖出的污泥运至南下洼地，这样做不仅避免了臭气弥漫，而且有极佳的防疫效果。因此，北京从1904年开始也采用了这种办法。但这时另一问题又出现了，《清末北京志资料》记：明清两代的下水沟历经数百年，“已毁不复用，石盖露出地表或已毁坏沟壅塞水滞流，终于形同北京无下水沟”。污水排不出去，淤塞坍塌的沟渠反而成了臭气之源，比这更糟糕的，由于北京地下的沟渠直通护城河，结果牵累到护城河。
人民政府彻底整治环境问题
导致老北京奇臭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生活垃圾处理上的失当。旧京有一景象，乃是迄今任何影视作品中都从无演绎的，那就是“垃圾山”。老北京人冬天烧煤之后，常把炉灰随意丢弃在胡同偏僻处，久而久之，附近生活的人们也就将其他生活废品堆积于此，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垃圾山，李家瑞编撰的《北京风俗类徵》上有记：“人家扫除之物，悉清于门外，灶烬炉灰，瓷碎瓦屑，堆积如山，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。”夏天的时候“群蝇争腐、环山皆满”，是非常可怖的景象。明清两朝曾有一定制，凡运进城里一车煤，必须运出城外一车垃圾，城门口都有严格的登记制度，但清末这项制度名存实亡，所以城区的垃圾山越堆越高。最离谱的是，城区实在扔不下了，有人就开始往水面上扔，“以致河身淤日高，不独该河本身宣泄不畅，积水易于腐臭，玉带河亦受它影响”。还有闹得中外闻名的，即北海公园的“海”上也曾出现了好几个垃圾岛。
直到1905年，北京才开始推行每天由土车上门收垃圾，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，在重要的街巷设置垃圾桶，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。
大约同一时期，市政机构所属的清道夫开始负责马路和大街的清扫。这些清道夫大多来自贫民，工作强度大（秋冬季每天工作9小时，春夏季每天工作11小时），薪水又低，所以工作积极性很差，这就导致北京城卫生环境问题难有太大改善。
比如用土车收了垃圾，运到垃圾站未免路远吃力，所以就往附近河沟里一倾了事；比如垃圾桶满了以后，拉着垃圾桶边走边洒，“于是乎葱皮、蒜叶、鸡蛋壳、菠菜头、炉灰、烂果核等东西，布满道上，真是五光十色，‘香’闻十里，从此一过，美味入人心脾，虽三日不可食也”；再比如北京城干燥多尘土，洒水很重要，“若街道洒水匀停，灰尘不起，则可减少病菌之传播，及灰尘之飞扬，庶几呼吸之间，得有清洁空气”，但清道夫们洒街所用之水，根本不问清洁与否，只要“水过地皮湿”，就算完成任务，所以夏天大雨后，清道夫们会将马路上积存的泥汤，再泼到街心上去，或者直接从旁边的臭水沟里舀了脏水往街道上泼，这和恩斯诺当年所见景象，真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，北京城的“臭味儿”一直存在，只有时重时轻的区别，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，人民政府迅速治理以龙须沟为代表的臭水沟、疏浚和重修城市排水系统、规范和兴建城市垃圾处理体系的原因。
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，当时的北京市民对此欢欣到何等地步。当时市领导彭真曾说：对北京的公共卫生，历史上的统治者是用一块手绢把口鼻一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而人民政府则是要通过普遍改善人民的卫生环境来解决问题。现在想来，这话是如此质朴无华，却又如此令人感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