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晚11时半，救助车在空无一人的上海街头穿行。李春香和同事沿五角场商圈一路开出，经过靖宇东路的工商银行、殷高东路的商务楼宇、彰武路的自动提款机玻璃房、长海医院附近的每一个街角……一个个点位细细地巡查。
封控中的城市很安静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。在普通居民足不出户的这一个多月里，有一部分处在城市边缘的人群仍“住”在街头。
他们中有长期露宿的街头流浪者，有因疫情失业而无家可归的建筑工人、保安、保姆等外来打工者，还有坚持上岗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。为这些人群提供救助和庇护，成了封控期间杨浦区救助站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。
救助站满员了
位于周家嘴路的杨浦区救助站，从未有过人这么多的时候。站内1、2、4楼的每一个房间各有6张床位，目前全部满员，3楼的单人隔离间也已住满。
封控期间，救助站按照“自愿救助，应收尽收”的原则接收流浪人员。“没有想到一下子来这么多人，刚开始站里房间和床位都满了。”最紧缺的时候，站长居加定组织大家把职工床位腾出来，放到各楼层“加床”。“我可以打地铺，先保障流浪人员能住得下。”
“平时站里最多也就住十几个人。”居加定说，“往常流浪者被救助进站后，我们会立即帮他们寻找亲人，买票回老家，但现在人都出不去。”目前站里照顾着80多人的生活起居，已经维持了一个多月。
每天都有无家可归的人进站，他们中80%选择住在站内，还有20%的外来打工者、快递小哥、网约车司机等选择住在站外，救助站为他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。
站内和站外人员加在一起，救助站每天要照顾100多人吃饭，工作量大大增加。这段时间，50多名留守在站里的工作人员，每天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“求助电话不间断地打来，有很多失去工作的建筑工人、保安、保姆等半夜上门求助，我们要随时准备餐食。”
凌晨1时，一个50多岁的女人按响了救助站的门铃。她拉着大包小包，情绪有些激动：“我是当保姆的，现在东家不能待了，我只好自己出来。”女保姆告诉工作人员，她的老家在安徽，丈夫早年去世，自己出来上海打工，老家还有女儿独自在家。
“我没地方去，大晚上的，整个上海只有我一个人……”她说着眼泪一下子流出来。“没事的，你现在来到这里就好了。”工作人员安慰她，去食堂给她打了饭，倒了热水，让她平复紧张的情绪，然后连夜带她去做了核酸检测，让她在站里安顿下来。
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。于是从4月开始，救助站就在门岗备着面包和烧水壶，随时为上门求助者提供食物和热水，又拉了拖线板，给有需要的人充电。“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进站，他们都能随时来站里，得到一些帮助。”
由于封控管理期间站内人员不能出去，不少人产生了负面情绪。“很多流浪者无法理解防疫政策，觉得是我们把他们关在这里。”值班员董春蕾每天都要上楼去调解，向他们解释外面的情况，经常说得口干舌燥。
为了照顾这么多受助人，自3月12日起到现在，董春蕾没有休息过一天，也没有回过家，每天不是在站里搬运物资，就是在街上巡逻。每晚睡觉前，她都要开着视频，家里的孩子要在视频里看到妈妈才能睡着。
他在ATM机房睡了一个月
除了站内人员外，还有很多不愿进站的人，目前仍流浪在街头。
晚上8时45分，李春香跳上救助车，开始了一晚上的巡查。“最近几天有不少流浪者返回到街上，因此从4月30日开始，我们每天都加大了巡街力度。”扫街只有在夜晚进行，因为这个时候出去才能找得到人。
救助车先沿着五角场商圈兜圈，查找一个个流浪者平时经常出没的点位。“流浪人员不像社区里的居民，没有人给他们发物资。街上又没有开着的店，他们露宿在外面，没有食物来源，我们实在不放心。”李春香说。
车行至靖宇东路，这是一个工商银行的ATM机房，有三个隔间，流浪者阿勇睡在最边上的一个小隔间内，已经一个多月。
李春香敲了敲玻璃门，得到对方同意才拉开门。“阿勇，我们来给你送点吃的。”ATM机房占地大约只有1平方米，人睡在其中无法伸直脚，阿勇就一直维持着蜷缩的姿势。他在头部位置竖着一块纸皮板，用来阻挡外面透进来的光。角落里堆放着水瓶子、铁皮饼干盒和各种塑料袋，这是他的全部“家当”。
阿勇是上海本地人，经常在这附近流浪。ATM机房旁边有一些餐饮店，平时还能解决他的吃饭问题，但封控以后，所有店都关门了。李春香每次来都会劝他进站：“你现在在外面没有吃的，先跟我们进站，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吧。”“谢谢你们啊，我在外面待习惯了，不想进去。”李春香没办法，只能每天给他送一点面包和牛奶。
“很多人有困难不愿意求助，遭到拒绝是常态。”救助车停在殷高路市光路路口，巡查队在一栋商务楼宇旁的露天停车场找到了一床被褥。
一位老太太在这里露宿很长时间了，每次见到救助站的人都特别抵触。“您平时不进站可以，现在疫情期间在外面不安全。”李春香耐心劝说。“我不去！你不要过来！”老人挥舞着手臂，态度坚决。僵持不下，他们只好放下食物，叮嘱她“有困难一定要进站”后才离开。
“她不肯进站，我们只好每天都来看一下，直到度过这段困难时期。”李春香说，“我们无法救助所有露宿人员，只能尽全力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”
有的流浪者平时脾气很倔，过去一直不愿意进站，这次终于肯进来。流浪者小王年轻时上过大学，失业后心态没有调整过来，逐渐流落街头。“从4月1日到26日，他在站里住了一个月。”小王读得懂新闻，工作人员就每天都拿报纸和手机上去给他看新闻，跟他聊天，听他讲述这些年的经历。“封控的特殊时期就像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们了解了彼此。”工作人员说。
住在帐篷里的人
疫情期间，街面上除了流浪人员以外，还有许多没有住处的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，以及各种打零工的人。他们也成了站里的救助对象。
12号线爱国路站1号口，每天都有两个外卖小哥露宿在街头。他们是一家快递公司的员工，家不在上海。这段时间，他们自愿提出返岗，公司给他们测好核酸，开出临时通行证，两个人便开着电瓶车，每日奔走在各个封控社区为居民运送物资。
地铁站口的屋檐下，地上铺着一张床垫，两人身上盖一张被子。“现在气温正好，晚上也不觉得冷。”外卖小哥说。李春香劝他们进站，但他们坚持说自己要上班。“住在街上，一来可以方便白天上街送物资，二来可以节省下租房子的钱。”小哥说。
傍晚时分，救助站食堂开始分发餐食。这时，工作人员会专门留出4份，送到救助站门外的周家嘴路上。
马路上支着4顶帐篷，几个小伙子已经在帐篷里住了一个星期。
他们是在外面打零工的年轻人。“疫情以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们停工就等于失去生活来源。这段时间还是想找点活儿干，挣点收入。”小伙子说。
进站就意味着要封闭管理，没办法出去工作，于是他们就在救助站门口搭了个帐篷，白天出去打零工，给社区搬运物资，晚上睡在帐篷里，救助站给他们提供一日三餐。
5月3日，李春香再去给四人送饭时，发现帐篷已经被收了起来。“我们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了，今天就‘搬家’。”年轻人有些高兴地说。他们中有人在物流公司当临时快递小哥，有人准备去社区当志愿者。
“我不知道他们离开以后，在外面还会遭遇到什么状况。”李春香说，“但救助站会一直是他们最后的依靠，如果他们无处可去了，起码还能回到这个临时的港湾。”
栏目主编：周楠
来源：作者：黄尖尖
